 清·乾隆年间，由晋·曲沃和祁县茶商在安化江南坪德和茶行共同创制品质高档礼品茶，于清道光5年（1825年）成为朝廷用茶，被道光皇帝看上，列为御品（即为“天尖茶”），朝廷用茶为“贡尖”。这样，晋茶商与安化茶行规范高档礼品茶的制作工艺，就有了“天尖茶”、“贡尖茶”等茶品。 安化黑茶中的高档礼品茶是怎样被带入朝廷又为何被道光皇帝看上的呢？这还得从清代重臣两江总督、太子太保陶澍说起。 陶澍（1778~1839），出身于“安化黑茶之乡”的小淹镇沙湾村（现为陶澍村）。这里临资江，有云雾绵延的青山，漫山满坡的茶园茶树，每到谷雨时节，茶农们挑筐背篓上山采茶，笑语喧哗，万绿丛中点缀朵朵红霞。家家户户火坑、梭筒、蔑篓、红薯、包谷、黑茶。正如陶澍诗云：“才交谷雨见旗枪，安排火炕打包箱，芙蓉山顶多女伴，采得仙茶带露香。身背竹篓上山岗，白云深处歌声昂，十指尖尖采茶叶，笑语阵阵比情郎。”陶澍无论出外求学、做官，家乡的安化黑茶常带身边饮用。 嘉庆五年（1800年），陶澍秋试中举。嘉庆七年（1802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每天处于繁务时，总要沏一壶安化黑茶，香气弥散，朝臣们皆问何茶，品之，赞不绝口，均向其索取，陶澍乐得一阵夸耀，惜而送之。1805年，陶澍父亲过世，守考回归故里。1808年返程回京城时，带了几大包家乡的安化黑茶（礼品茶），还有家乡的土特产。 陶澍与道光皇帝只三岁之差，此时陶澍任国史馆纂修之职。国史馆是个文人会聚的地方。陶澍在家常以家乡的茶待客，交结诗友。他关切时政，常有语出惊人的高见。府中常来一位贵客，那就是皇太子昊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朝中办差也时有机会接触，遂成相识之交，二人在一起，家事、国事，无所不谈。1808年，陶澍回乡返京，为皇太子昊宁专门带来了上好茶叶和野生蕨菜，皇太子昊宁轻轻捻起小撮茶叶，只见叶如雀舌，黑褐油润，香气扑鼻，连称“好香，好茶”。又打开野生蕨菜，脸露诧异，问：“这是何物？”陶澍说：“这是我家乡山里长的野生菜，其貌不扬，味道鲜美，每年只有春天才有。”皇太子昊宁问：“多吗？”陶澍作稀有状说：“不多，只有一个山坡有。”皇太子昊宁倍觉珍罕之物，欣然笑纳。 陶澍还在京城成立诗社，以茶会友。嘉庆二十年（1815年）春节，陶澍邀请在京的消寒诗社几位友人，其中有皇太子昊宁，到自家寓所，其饮安化黑茶，咏诗四首，有“晨穿苦雾深，晚焙薪火烈。茶成与商人，粗者留自啜。”“茶品喜轻亲，安茶独严冷。古光郁深黑”，“包匦（箱子）旅菁茅，厥贡名即茗”等诗句。“贡名即茗”即贡茶之名。 1821年，道光皇帝正式登基立位。陶澍仕途通达。道光元年（1821年），四川总督奏称陶澍治行为四川（任川东兵备道）第一，擢升山西按察使；又调福建按察使；同年十月，擢升为安徽布政使；不到一年，道光帝从许多方面了解到陶澍清正廉洁、勇于任事、才识优长、持论公正，乃“不负朝廷堪委之员”。自此，道光帝对陶澍的信任有增无减，每忆陶澍家乡安化黑茶味道，陶澍也常托家乡捎带茶叶呈送皇上。尤其是陶澍在江南担任督、抚期间“政绩斐然，对漕、盐、河三大政积弊的清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道光帝十分赞赏。”1825年期间，将陶澍所奉送的安化黑茶赐名“天尖茶”作为褒奖，列为清皇帝用茶，意为天字第一号茶。依此类推，就有了皇上喝的安化黑茶为“天尖茶”；朝廷重臣所喝为“贡尖茶”；一般官员所喝为“生尖茶”。 安化“天尖茶”有皇上的垂爱，有朝廷官员的推崇，又因其独特的品质属性和解油去腻、助消化等保健功效，迅速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茶农们对“天尖茶”的制作也更为精细，每年以谷雨后采摘的茶叶为原料，沿用篾筛（固定圆周，以篾片多少分筛孔大小，筛分提纯匀整形状）、篾盘、木风车（除杂风选）、木匣篾篓装包、七星灶烘焙、丝茅插孔透气、干燥凉置等18道传统工艺，精心制作，年有进贡，以此为荣，茶园发展快速，产销进入兴盛时期。 古时，茶叶属朝廷统销商品，按照现代说法是“计划茶”，就像烟草局的香烟专卖。当时采用“引茶制”，由茶商向朝廷领取引票，持引至产地（安化），收购、制作。引票就是朝廷允准的茶叶购销指标。引茶的收购制作，茶商要按规定重量踩茶成包，再运至西北销售，所以称为引茶。 至现在见有文字记载“最早实行卖引法是北宋末年”。明代规定每引正茶100斤（合今59.68公斤），可附加损耗10斤，称“附茶”或“副茶”，清·顺治年间附加损耗增至14斤，雍正年间又增至28斤，正副茶128斤，（合今76.39公斤）。 “引茶制”的“引茶”，分“甘引”和“陕引”。 甘引：系较粗老的黑毛茶叶，用篾篓踩成大包（每年90公斤），至甘肃兰州市场。后来运往陕西的黑毛茶在汉泾阳制作成茯砖茶，以兰州为主要市场，销往甘肃、青海、西藏、新疆至中亚等地区。 陕引：茶叶较细嫩。谷雨后采制的茶叶经过筛分后，分别为天尖、贡尖、生尖、乡尖、捆尖茶，谷雨前采制的有芽尖、白毛尖茶。天尖、贡尖茶等，用篾娄装（每包80公斤）。二、三级原料制作的花卷茶（即安化千两茶）、砖茶等。以太原、西安为主要市场，运销晋、陕、察、绥、蒙等省，至恰克图、至圣彼得堡（俄）。 西北茶引，清袭明制。茶引制有弊，造成领引者持引众寡不一，多则十引百引，少则一引，随意性大，给管理工作带来困难，逃税漏税事件不断发生。而且，有茶商为牟取更大利润，将每引正茶100斤减少至80~90斤。至清·咸丰、同治年间，对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改革茶政，一改自宋以来的引茶制，1873年后实行票制，规定每票50引，计茶40包，每包正茶100斤，副茶25斤等，承销商至少要领一票。“陕甘两省，凡商贩领票，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这一改引为票一扫多年来的茶务之积弊，使西北茶务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