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茶,中国的茶文化,从一产生就浸滛着道教精神和道教思想,与“道”结下不解之缘。提到茶文化,当然不能忽视佛教(主要是禅宗)对其的影响,这也是当今茶文化研究者所乐道的。“禅茶不分家”“茶禅一昧”,“吃茶去”几乎是茶人皆知。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魏晋起始,佛教便有人以道教理论来宣传佛家学说,援道入佛。禅宗更将老庄思想内容吸收并发扬,“中国禅宗思想实直承庄子学说(现代学者肖疌夫语)。故老庄与禅皆为主静,道虚佛空。老子的“无为”和佛家的“般若”相契合,便成为文人学子新的理论导向和心灵追求。“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影响着文人雅士们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特别是随唐,佛教天台宗大兴,其众多宗派大都受道教影响,非佛非道非儒或即佛即道即儒,道士讲佛法,和尚注道经,正符唐代“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唐代众多的人钟情茶,是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茶的品性相契合分不开的。 茶生于灵山峻岭,承芳露,秉清灵,禀玄幽,草木仙骨,野稀之物,与此物相伴,回归自然物我两融。独品对啜之间涤除玄鉴,学道参禅,谈玄悟真,实为老庄玄学流风遗韵。虽然儒家禅宗创造了茶的仪式,佛家把茶事更加程式化,宗教化。而执著的道士们,仍守着自然无为冲寂超然的归趣。即不十分看重茶的程式,也不探究其中的技巧。没有法则才是道教顺乎自然的最高法则。无怪乎,茶至宋代,制作龙团凤饼极尽工巧“无以加矣”。而崇俭抑奢苦己利人的全真派祖师邱长春诗曰:“虚心实腹唯求饭,待客迎宾不点茶”(点茶是宋代一种繁复的饮茶方式)。元代全真派兴起,道风流行,茶人受道家冥合万物道法自然的影响,开辟了茶人与自然融合的饮茶风气。给茶文化回归道趣重返自然趋于简约打下基础。明朱洪武下令取消龙团贡茶,以散茶冲饮,遂开千古茗饮之风至今。其子朱权便说:“茶乃天地之物,巧为制作,反失其真味,不如叶茶冲泡,能遂自然之性”。他还在所作《茶谱》中表明了以茶明志风高节清的精神。一时间,宗隐逸的茶者皆循道教“药解延年,草解忘忧”之旨,追求的是“自种瓜,自种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自在然”的玄趣。 禅宗把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形成今天代表日本国民精神的“茶道”,诚如日本著名大师学者冈仓天心所说:“佛教中,大量吸收道教教义的南宗禅,创造了用心良苦的茶的仪式……正是这个禅宗仪式终于在十五世纪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他最后直接说到:“茶道是道教的化身”。日本茶道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又何尝不是,被称为茶“亚圣”的卢仝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碗茶诗”,堪称千古绝唱。这位不愿为官,一生以茶为伴的“茶痴”这样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诗录至此,两腋生风,茶通仙灵的吃茶境界已然道出。中国茶文化的内核,与道教就是因缘难解。 道教所涉茶事甚多,如唐代著名道士叶法善,在浙江松阳卯山修炼,利用卯山优质水土种茶,制成形似竹叶,色泽绿润的茶叶取名“仙茶”,因品质上佳,为唐高宗珍爱,列为贡茶。如佛教天台山乃茶禅之地,为茶叶东渡日本起过重要作用,日本茶祖荣西从天台山带回去茶种,并著《吃茶养生论》,述茶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的道家栖要。天台山种茶起源,乃是东汉道士葛玄(葛仙公)首开植茶之风。如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武夷山天游观与道士静参谈茶事,无比钦佩,回后写道:“非到山中鲜以为颠人语也”,高度评价静参对武夷山茶特胜品第的精通。如现代道士艺术家阿炳,拉琴一辈子,喝茶也是一辈子,他的那首《二泉映月》(人称二泉仙曲),就是多次在二泉茶室喝茶受师父启迪,发自心灵的不朽名曲。以至后来每当他要演奏此曲前,总要喝上一盏酽酽的浓茶。道士与茶缘不一而足。 |